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的中外双重影响

        随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文学也开始“解冻”。从1978年到1984年,小说界出现了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三种潮流为主的大量作品。这一时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回归和过渡时期:文学真正地从政治工具的地位独立出来,回归到正常的文学发展轨道上;作家们在同时接受来自两方面的影响:重新看待已有的传统,并且开始放眼世界,引进外国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思潮,为1985年由寻根文学开始的文学转折做好了准备。

一、对中国既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这里所说的传统不仅包括文学意义上的,同时也包括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传统。过去的文学和文化财富在文革时期遭到了破坏性的毁弃,文学发展的脉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断层。新时期的作家重新开始创作,有意无意地接受着来自传统的影响。最直接的来源是文革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仅仅作为政治载体的宣传文学,再向前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五四”文学传统,而民间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则给作家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影响。

1.思想意识的解放与政治宣传的余音

        新时期文学在一开始就对历史和现实社会采取积极介入的态势,一方面批判文革的极左路线错误(伤痕文学),反思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政策(反思文学),一方面审视和批评改革及其伴生的现象(改革文学)。作家们的意见不再与党和政府完全一致,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思想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关于暴露、“缺德”的论争丝毫没有阻碍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发展。但作家很大程度上仍是以政治激情而非文学目的进行写作,在他们的早期作品中还可以咀嚼出“四人帮”粉碎前的政治宣传的余味。毛泽东提出所谓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在紧随文革结束出现的很多伤痕文学作品中都有“两结合”的影子。革命现实主义色彩体现在作品中口号式的政治性批判上。如刘心武《班主任》中的这句话:“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白骨精化为美女现形的斗争环境里,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限于轻信和盲从,而“白骨精”们正是拼命利用一些人的轻信和盲从以售其奸!”又如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啊,但愿死去的人可以复生,但愿他能够看见华主席重又给我们带来这光明、这温暖、这解放!”再如谌容的《人到中年》第九节中晚宴上直白的政治对话。革命浪漫主义的遗风往往表现在作品结尾与作品基调不相符的光明、美好的图景上。例如冯骥才《啊!》的第二十五节以及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的结尾。这些都表明作家们还没有在意识形态的层次和艺术水准上完全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2.“五四”传统和民族理性意识的觉醒

        反思文学的作品在理性上显示出更多的成熟性。很多作家(如王蒙)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较为冷静而深刻的考察,或积极参与当前的社会民生,使我们看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五四”精神和民族理性意识的复苏。但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缺乏哲学或至少是哲理化的传统,新时期小说在民族自省的层面上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深度和广度。作家们大多以中短篇的形式对历史作出点对点的回应,如对某个单一的历史或社会现象提出特定意见,但缺少整体意义上的思考。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的“潮流化”倾向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批评家们“善于归纳作家写作的某些类同点,给与突出和命名,而这反过来也会使作家有意无意间产生对潮流的趋近或依附的心理。这一倾向,在创作上,表现为一定阶段的作品在取材、主题、方法等的趋近和相类。”因此也就有了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具有潮流性质的描述。但在八十年代初“潮流化”倾向还只是处在发展状态。

3.民间或古典文学传统的吸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民间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建国初期就已经走向衰落。文革结束后的一些作家重新从中吸取精华,成果颇丰。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充分利用民间语言的纯朴、灵动和幽默,从平民视角对陈奂生的形象作了深刻的挖掘。
        汪曾祺的《受戒》也是垂范后世的一例。在语言上,汪曾祺除了从民间日常口语中寻求资源之外,同时还从古代文学如明清散文家归有光、张岱、龚自珍等人的作品中取得营养。汪曾祺自己曾说:“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在精神内涵上,《受戒》更是深得传统文化中从容淡泊而又至纯至美的神韵。

二、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初步引进

        从八十年代起,一大批外国现代文学作品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在文坛上产生了至今经久不衰的巨大影响。有影响的作品有四类来源:英语、德语、法语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俄苏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和日本文学。日本文学具有纯美的东方风格,但因缺少社会的和人性的深度而很少被中国作家学习。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短篇小说1982年就有译本,但《百年孤独》的中译本1984年才出版,与此类似,1985年以前,拉美文学爆炸和西方的大多数流派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在创作中显现出来。因此新时期初期的作品可以参照的来源主要是部分西方近代经典文学、意识流理论以及俄苏东欧文学。这时的作家已经受到一些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并且在作品中开始初步尝试新的叙事结构和写作技法,为从寻根文学开始的突破性大规模应用西方现代主义技巧以及文学试验作了一定的准备。

1.思想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原本就缺乏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传统。“五四”时期由于西方思想的介绍,这个现象有所好转。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人”与“自我”再次失去了在文学中的位置,取代个性的是人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共性。建国后十七年中,人道主义思潮受到过三次批判。十年浩劫时期,人性、人道主义的观念更是被彻底扼杀。很多人认为建国后文学没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人的位置。“伤痕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人性意识的觉醒:“新时期文学复苏之初,文学对‘人’的关切,‘人’在文学中的地位的重新确立,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伤痕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意义,首先便在于恢复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伤痕文学追诉“人”在特殊历史时期中的苦难与挣扎,反映社会对“人”的压迫、歧视与异化。宗璞在《我是谁》的结尾从大雁排成的人字形直接引伸,明文提出要让“人”“回到自己的土地”。反思文学更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衡量社会行为和社会价值的尺度,体现出对个人或群体命运的富于人道主义的关怀,显示了新时期人道主义的自觉。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对关怀中年知识分子的呼吁,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则探讨女性的个性问题。个性意识的觉醒和人性的重铸,标志着人道主义的深化。
        人道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地位的重新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的影响。因此八十年代初又发生过一次关于人道主义的现在看来是十分荒谬的大讨论,原因之一就是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时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人道主义是不尽相同的。作家们还没能从固有意识形态中彻底摆脱出来,真正认识到人的终极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形成人权、自由与社会宽容的观念。

2.现代文学技巧的尝试

        西方现代文学的技巧在八十年代初期还不为人们熟知,但小说的叙事结构已经有了明显的创新。最主要的就是意识流手法的尝试。西方意识流的理论基础是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或“心理时间”说,中国文学界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对这些理论有了一定了解,但并为有意识地在创作中应用。文革后的一些作家开始用意识流理论来改变小说的常规叙事结构。
        谌容的《人到中年》和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运用了时空切割、幻觉梦境、场景切换、情节跳跃等手法,但她们只是在外部用现代心里手法来重构小说的叙事框架,只触及到人物较浅层的心理世界。她们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小说中人物的主观心理世界仍然和外部客观存在保持着一致,没有用心理的真实来取代外部的真实。
        王蒙是第一个真正运用意识流手法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所反映的“不是按照生活自己的结构,而是按照生活在人们心灵中的投影,经过人的心灵的反复的消化,反复的咀嚼,经过记忆、沉淀、怀念、遗忘又重新回忆,经过这么一套心理过程之后的生活。”曹文轩先生认为,王蒙“几乎运用了所有意识流小说的手段,来对深蕴心理加以描绘和揭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1)原发性联想:这种联想没有外在逻辑联系。例如《春之声》中由“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引发的一系列无规则的联想,又如《蝴蝶》开头“发动机的嗡嗡声”引出的想象。

(2)时空切换:王蒙彻底打破了固有的线性时间顺序,代之以心里时间的顺序。但他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走得像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那么远。与此类似,空间秩序也被打破,不同空间的场景可以交叠。

(3)内心独白:内心独白的出现常常没有明确的提示,而是混杂在叙事之中。比如《蝴蝶》中的这一段:
    我请求判我的罪。
    你是无罪的。
    不。那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便是海云的青春和生命的挽歌,从她找到我的办公室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的灭亡。
    是她找的你。是她爱的你。你曾经给她带来幸福。

(4)梦境与幻觉:意识流的梦境往往破碎、朦胧,象征意味更浓。《风筝飘带》里素素的梦就是典型的例子。

(5)情绪弥漫:用情绪取代情节。例如《惶惑》全篇弥漫的都是“一种淡淡的,却又是持久的惶惑。”

王蒙的意识流运用和很多西方意识流小说也不尽相同,前者把意识流作为表现社会、人生的途径和手段,后者有时使意识流参与进表现对象本身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例如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

        超现实主义和象征手法也是在这时开始应用的。宗璞的短篇《我是谁》用主人公的变态心理使人物变形为虫子,成为血盆大口的牛鬼,从而揭示了十年动乱使人成为非人的社会现实,也即社会对人的异化(这种“异化”也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常见的主题)。

        新时期初期的中国文坛面临着长期的封闭,十年的断层以及百废待举的局面。作家们重新开始正常的创作,也接受着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影响。他们的写作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是还没有完全挣脱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他们的理性意识的复苏和写作的潮流化倾向则体现着“五四”精神的影响;有一部分作家从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有着可观的成绩。西方现代文学从这时起大量涌入国门,并且从人文精神和写作技法上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并不高,但来自这两方面的影响在日后逐步深化,推动中国文学日益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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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 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的中外双重影响 的回复

  1. 天媛说道:

    随手写就的东西那么学院派。虽然你的阅读量已然非常广,但是还是遗漏了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而这些遗漏可能会造成结论偏差。不是仅说这一篇,在附近几篇文学评论中,王小波,余华,苏童等都未提及,不过他们是不可忽略的。你以前理科很好吧?脉络清晰,有条不紊的。

  2. Xiaomeng说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遗漏重要的作家,不过现在自己的观念也在变化。我是个感性的理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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