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民运,两种改革

        刘氏获奖在国内引来一片争议,支持者肯定他的奋斗,反对者讥嘲民运人士。我出国几年来也耳闻目睹了不少民运人士及其所作所为,刘氏是否值得这个奖,首先要看他是哪一种民运人士。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刘氏们是否真能推动我们国家的进步。

两种民运人士

        苏格拉底曾经说雅典就像一匹马,需要专门叮咬牛马屁股的虻子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而他自己就起着虻子的作用,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指责、劝导每一个人。天下的民运人士或民主斗士无疑都自认为是这样的思想牛虻,可是牛虻的叮咬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激励,还有一种是为了吸血。苏格拉底、伏尔泰和鲁迅属于前者,而90%的民运人士都属于后者。

        这种吸血的民运人士不是为了国家的强盛和国民的进步而活动,而是为了自己从中牟利。他们会煽动群众运动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成则借势上位,败则移民出国一走了之,89年的事件中就不乏这样的学生领袖。他们会以异议人士为噱头向西方寻求政治避难,或者增加自己被西方接受的筹码,比如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时在杜克大学冒出来的原青岛二中女生王千源。他们接受外国官方或半官方的巨额赞助,以在中国制造混乱为业,成为一群自鸣得意自得其乐的走狗,如某某功等等很多组织。这种人完全不关心自己所鼓吹的东西是否真的利国利民,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在推动国家发展。“民运”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获利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五毛党说一句好话可以拿五毛钱,他们说一句坏话可以拿五块钱,这种“五块党”比五毛党还要卑鄙和危险。在这群民运人士的内部,还进行着比他们所批判的对象更加肮脏的交易和争斗。这种民运人士不是民主斗士,而是民主扒手。

        很明显刘氏并非这种民运人士,他属于少数的真正的民主斗士。他们有美好而清晰的理想,为了国家和大众的进步而非自己的福利而努力。他们的思想、理论和主张虽然没有什么原创性贡献,却是一群脚踏实地的呼喊者和奋斗者。我最近两天看到很多对这类人的冷嘲热讽,让人深为寒心。有的人说自己活到现在没缺吃少喝,生命财产安全也没受到威胁,民主人士的折腾跟自己无关,自己也不想被扣上顺民的帽子。这些人不妨回头看看自己说的这点标准,有没有觉得其实没比奴才优越多少?连我们的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都比你这点要求高,实在是比最乖的顺民还要乖顺。这样的顺民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顺民,他们只觉得别人是暴民。还有的人讥讽只要热衷国际民生就可以站在高瞻远瞩的位置立于时代潮流的,“于是就胸怀天下了,忧国忧民了,是中华的栋梁了。”我看到这种说法大感奇怪,难道关心国家有错,漠然处之有理?难道我胸怀天下了还要对你道歉,忧国忧民了也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辛亥革命已将近百年,然而这些讥嘲却显示很多国民似乎并没有进步——阿Q能对秋瑾和徐锡麟说的话也不过如此,而且也要对杀头和囚禁之类的事情的冷眼旁观乃至幸灾乐祸。

        对于“五块党”式的民主扒手,我彻底鄙视;对于刘氏们,我认同他们的理想,尊敬他们的态度,却不赞成他们的做为和主张,原因会在下文说明。这个诺贝尔奖更多地是颁给刘氏的勇气、品格和理念,而刘氏们的实际行动其实收效甚微,基本无异于秀才造反和痴人说梦。

        至于诺贝尔奖本身,它的标准往往是科学奖重实效,和平奖重理念,所以霍金的宇宙理论至今不曾获得诺贝尔奖,爱因斯坦获奖也不是因为相对论而是因为光电效应,而戈尔奥巴马等人的包装漂亮的装腔作势也可以得奖。实际上按照诺贝尔的遗嘱,和平奖包括为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作出最大贡献,以这个标准来说,邓小平1985年裁军百万在人类史上都堪称罕见,最应该获奖。其实刘氏是否应得这个奖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才能真正推动我们国家的进步。

两种政治改革

        最近一段时间党政高层不断放出关于政治改革的信号,中国需要改革已经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而不仅仅是民运人士的一己主张。中国最终究竟应该改成什么样,其实大家多多少少也都清楚,包括当今的执政者在内,只是这个图景看上去相当遥远,推行起来相当困难,于是大家也心照不宣。刘氏等人提出的08年的那个宪章(以下称《宪章》)代表了民运人士的主张,我想也基本表达了国人潜意识中的要求,但是刘氏们的路径注定是失败的和无效的。

        首先看看这个执政党为什么要改革。共产党从诞生至今不乏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奋斗的人,但是从第一位伟大领袖开始,党的高层往往是把它作为自己获取利益的工具,于是既得利益者们就要力保自己能够坐稳这个获取利益的位置,不希望出现任何来自国内外的威胁和风险,从过去的阶级斗争到今天的“维稳”,从过去的朝鲜战争到今天的韬光养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于是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体系:既得利益者们牢牢掌控着国家,并且不断向人民索取更多的利益,然后每当感到人民已经到了忍耐的边缘、自己这个既得利益者的位置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作出一点让步和改变,暂时获利少一点,以便未来可以继续获利;而人民也深知推翻这个系统需要付出的代价恐怕大于眼下失去的利益,加上中国人几千年来不到没吃没喝的地步不会求新图变,于是也就暂时容忍。简言之,就是既得利益者在和人民玩博弈游戏,一旦他们对于人民的容忍度的判断过于乐观,索取的利益超过了大家忍耐的限度时,整个系统就会失去平衡而崩溃。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三种选择:一是直接推翻整个系统,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代价巨大;二是在既得利益者之内制造变化,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人一旦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往往就不愿再改造它,即使有人有心,也很难与整个集团对抗;三是以人民的要求推进改革,这是可行性最高的方式。因此,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大众,而不是民运人士微弱的呼声。而古往今来一切改革的阻力都来自于既得利益者,原因再简单不过:这利益既然是“既得”,不到火烧眉毛的时候谁都不会放弃。最近几年来既得利益者们逐渐意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只是因为国内民怨的不断增长使他们感到这个临界点已经再一次临近,不放弃一些利益的话这个系统恐怕就要维持不下去了。但是他们总是希望少放弃一点,认为放还一点点利益就可以平息大众,没必要牺牲太多。于是他们在同意改革的同时,又会成为深入改革的阻力。

        民运人士所提出的《宪章》等剧变式的改革已经近乎革命,使既得利益者一下子失去太多,而他们却并不觉得眼下有必要放弃那么多利益,因此是断然不会接受的。这样的飞蛾扑火式的奋斗完全缺乏政治智慧和现实态度,而且从上文提到的种种来自民间的嘲讽来看也缺乏民众基础。因此中国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政治进步,几乎没有任何成分可以归因于民运人士的这种努力,倒是89年之后大学里增加了马哲毛概邓论以及军训,还为网络管制贡献了不少敏感词。即使他们的主张真的实现,一个高效、完备、精密的民主体系也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而在探索磨合期中我们恐怕还要付出痛苦和高昂的代价,某些民运人士的激昂论调甚至使我相信,如果他们得手,中国将经历比法国大革命更惨烈的过程。更显然的是,这个时候中国不完善的经济和资本体系对外也完全不堪一击。这样的中国正是西方国家所期待看到的,这也是他们不遗余力支持民运的原因。

        另一种改革是由大众的微观活动推动的渐变式的改革——实际上连刘氏自己也说中国大陆要达到香港的程度需要三百年时间——很多民间的商业探索、维权活动以及群体性事件都属于这种性质。最可取的办法是唤起大众的意识与力量,让既得利益者们总是感到“临界点”迫在眉睫,逐步地却也是持续地进行改革,最终越来越接近大家的共同目标。这个过程同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但是更需要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技巧。对于刘氏们来说,更有效的方法不是在境外的小刊物上发表一些谁也看不到的文章,更不是对高层吹耳边风,而是面向大众,唤醒大众——这是鲁迅的做法,也是共产党的做法。

        从官方角度来说,我的建议是改革分三步走:护宪,修宪,立宪。现行的1982年宪法显然不可能一直适用,且不提制度设计的缺陷,单是难以贯彻执行或者模棱两可的条款就有不少,更荒谬之处莫过于把对一党的歌颂和坚持一党领导写进国家根本大法的序言,甚至还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荒谬之处是马克思和列宁还是毫不相干的外国人——好比假如美国人把“孔夫子的儒家思想”写进宪法,我们骄傲自大之余肯定还会偷偷笑掉大牙。尽管我们未来必然会重新立宪,像《宪章》那样的提议几乎也无异于要重新立宪,但是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接受一步到位的。细读现行宪法会发现,即时仅仅是严格遵从了这部宪法,我们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状况也会好很多。作为政治改革的开始,不妨先从执行而非修改开始,逐步落实现行宪法,之后再根据需要进行修订,当社会条件和公民意识接近水到渠成之时,再立制度设计更加完备优良的新宪法。

附记

        刘氏获奖之后,国内又增加了一批新的敏感词和屏蔽网站,据说连诺贝尔奖的官方网站也被屏蔽……我这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得不对所有敏感词进行替换。

        西周末年周厉王不许人批评朝政,市民道路以目,《国语》里召公谏周厉王的时候就说得清清楚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将近三千年过去了,无数的兴亡教训摆在面前,可是政府还在“防川”。网络敏感词的增加,正是许许多多的“防川”举措之一。究其原因,还是既得利益者认为那个“川壅而溃”的时刻还远。

        今天我把自己的文章修改得千疮百孔,等到我需要把它搞倒面目全非的时候,川壅而溃的时刻也不远了。

2010年10月10日

Advertisements

About 徐小萌

对一切充满好奇
此条目发表在随笔分类目录,贴了, , , , , , , , , , 标签。将固定链接加入收藏夹。

11 Responses to 两种民运,两种改革

  1. cicilatte说道:

    连post 评论都要经过审核,我很悲观

  2. sleepibeauty说道:

    写的好,分析很有深度。我对中国政治了解的很浅,也没有太成熟的想法。下边随便讨论一下,交换一下意见也算启发一下我的思维。

    我同意你说的90%的民运人士与刘氏为代表的10%之间的区别。同时很感触你谈到的得益后不愿变化的现象,我想这个是非民主国家的根本问题之一。我也同意民主代价会太大,中国的现阶段的经济和人民素质也都不适宜。你提出的刘氏们应面向大众的建议,我支持,但不知道怎么可行。连像你这样比较中立客观评论性质的文章都可能会被屏蔽,刘氏们怎能接触到大众,传播他们的思想呢?另外,俗话说保暖思淫欲。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沉浸在经济条件改善的喜悦中时,怎样的口号能打动大众呢?从小硬式教育出来的大众怎样才能意识到他们也有民主和选择的权利?

    想听听你的意见

    • 徐小萌说道:

      谢谢!我想从大众出发,一方面是宣传和感染,但是更重要的是具体的微观的努力,比如在具体的case上帮助、引导,推动制度局部的变化,在这一点上律师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3. Pingback引用通告: 两种民运,两种改革 (via 徐小萌) « always sleepy

  4. 蜂蜜团子说道:

    小萌这篇文章写的真好,清楚明晰,不徐不疾。可以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启蒙教材了。
    由两种改革,想到哲学上的两种理性。一种是休谟和斯密代表的“演进理性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确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充分尊重传统(包括习俗、宗教)这样的“大智慧”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政治发展上,强调从现状出发,对未来寻求可以改善的方向;一种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建构理性主义”,其主要观点是倾向于对人类的理性作过高的估计,试图以理性所设计的蓝图为标准去实现所谓“人间天堂”的建构。两种理性主义在政治和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上带来两种发展观,前者可以表述为渐进主义,在实践上的代表是英美;后者可以理解为激进主义,在实践上的代表是法国、俄国,乃至中国。哈耶克将后者类型的努力,称为“致命的自负”。

  5. rei7437432说道:

    这是我看过关于改革和刘氏最理性最客观的文章 大刀阔斧的硬改革必然付出惨痛的代价 循序渐进的软改革在保证相对稳定的同时能够进行到最后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所谓滴水穿石 软刀子才能真正有效果

  6. SW说道:

    你在文中提到,中国有许多对刘氏们冷嘲热讽的人。我相信他们嘲讽的理由其实和你差不多——刘氏缺乏政治智慧和现实态度。这是一种非常狡猾的说法,而我相信这非小萌你的本意,所以在此提出,以供探讨。

    我以为,政治智慧的任务是不断探寻和调整人在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活中的位置,而不是在如何权衡政府(且是一个朝令夕改的政府)态度上大做文章。缺乏政治智慧的从来就不是刘氏,而是在操控国家机器的和讥笑刘氏的人们。刘氏是在拨乱反正。他基于现实的苦痛发出现实的呐喊,实则是最具现实精神的人。

    若我们所说的现实态度并不是此,那么现实态度便是成则借势上位,败则一走了之的了。我是不反对甚至赞成这种一走了之的,识时务者,何苦以身殉道?但这种精明世故的现实态度,恐怕是更容易遭人误解的。

    至于说中国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政治进步,几乎没有任何成分可以归因于民运人士的努力,我更不能苟同。中国并非先有89,再有民运,而是反之。无论是大陆的北京之春时期,还是台湾的美丽岛事件时期,民运力量都如火把般在照亮中国人走向权利与自由的道路。民运今日的悲剧不在于民运的错误,但在于民运的衰竭。

    会激起极度震荡的革命诚然不靠谱也不可行,然而在改革的路上相信政府的觉醒则更不靠谱也更不可行。在这样一个会因言获罪的年代里,刘氏用他的作为捍卫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无论他的贡献是不是原创性的(其实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实践者远比理论家来得有价值),它都是里程碑式的。而里程碑其本身,就是面向大众和唤醒大众的。它的竖起,远比寄望于效法鲁迅和共产党的宣传更具价值。共产党终究是当权者,无权者与当权者的宣传不可同日而语;而鲁迅?如果你相信鲁迅,那么中国的大众,不可教也。

  7. Cathy说道:

    LS把我想講的全部說完了。
    另有一點,全當看戲的人胡言亂語吧。
    因為種種原因我一直自認Chinese American而不是Americanized/Westernized Chinese,面對參與政改的悖論(沒有civil society,改革必然要依靠當前政權,而我既無依靠之能力也無依靠之意願)選擇了徹底的逃避。跟同為留學生的講起中國政治,會發現大家的觀點與跟現行體制的距離之間那種幾乎一一對應的關係非常無趣,從而也懶得聊,反正我所持的觀點到哪裡都是minority,也無所謂了。
    我一直以為只要啟蒙到來,民眾會自發組織起能打破現存體制的新組織,慢慢從內部瓦解它的力量。而現實已經讓我這種希望毀滅了。尤其當我發現蔓延大江南北的nationalist潮流,不是來自體制,卻是來自我曾那麼相信的“民眾”之後。
    至於上面有人總結英美/中俄法的區別,我認為仍然失之抽象。能夠使馬同學的階級鬥爭論黯然失色的,既不是統治階級跟既得利益者,同樣不是被剝削的民眾,反而是相信勤儉持家,最初並沒有多少政治野心與訴求,卻發揮了中堅力量的middle class。美國今日的危險就在於這個class越來越受到上下兩方面的壓迫。而在中國,一個完整的middle class從來沒有形成跟穩定過。於是民眾才會被種種ideas激發,不斷重複維穩跟天下大亂。
    至於法國,別的不說,為了退休年齡提高兩年都能上街搞成這樣,這些人也實在幸福太久了。

  8. Tong说道:

    其实最终中国还是要达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