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化寺

踏进你的院子

就离开了城市

离开了他们

离开了所有思考和秘密

离开冬天

 

三月的午后

就像转身回望自己的童年

看见疏朗的树影爬上红墙

看见最后一场雪在灰白的台阶上融化

离开所有的声响

你是我唯一的世界

 

痛苦、哭泣、生离死别

从这不为人知的角落

谁曾和你目睹那一切

谁曾想起你的沉睡和苏醒

但是什么也比不上

我们此刻的相对无言

 

这三月的午后

宁静而温暖的午后

请让我一寸一寸地展开自己

和我一起放下记忆

告诉我从天而降的幸福和美好

告诉她爬满枝条的真诚和爱意

让最后一场雪后的第一缕阳光

照彻我们内心的孤独与畏惧

没有人不再相信

每一个温暖或寒冷的午后

那跟随着我们步伐的

都是温柔、勇敢和坚定

 

2012年3月18日于北京智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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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京口北固亭不怀古——写在留学生涯和学生时代的终点

登京口北固亭不怀古

——写在留学生涯和学生时代的终点,以及人生的起点

 

今天登上镇江京口北固山,已经不再有“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壮观景象。一千八百年前,孙权在此修建堡垒“京城”以巩固江东,“坐断东南战未休”。一千六百年前,在京口长大的刘裕取代东晋,两度北伐,正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八百年前,这里是南宋的抗金前哨,辛弃疾知镇江府时数度登临,留下两篇千古绝唱。一百七十年前,经过鸦片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战,英军攻陷镇江,大肆掠夺。今日脚下平静而浩淼的茫茫大江,承载了我中华几多荣辱?!

自古以来,中国最好的文人就不怀古。从屈原到杜甫,从陆游到辛弃疾,诗人们关心的唯有此时此地,唯有当时的家国天下。自古以来,最优秀的文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就远远超过诗文。

今天独自站在长江南岸的北固山上,满眼的景象并未让我联想到金戈铁马和折戟沉沙:北边是宽阔平缓的长江,在远处与灰色的天空浑为一体;南边是灰蒙蒙的镇江城,稀疏错杂的高楼已显陈旧,其中一半正被脚手架和绿色的塑料布包裹着头部,构成乏味而散乱的天际线。大江无声,城市的喧嚣却隐约不绝于耳。

这里看不到西方常见的湛蓝色天空,看不到精心的规划与章法,看不到优雅得体的建筑。然而这就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城市:历史的荣辱渺茫如烟,庞杂的现状不尽如人意,而人们对未来的渴望也正喷薄而出。

几天来在扬州和镇江的参观,我不断被当地的建设规模和热情所震撼,也印证着我对二三线城市将是中国最主要建筑市场的预期。即便是这些城市现存的建筑,百分之九十也必然不会被三十年后的人们所接受。这种更新和扩张的需求空前绝后。未来五十年中国走向鼎盛的过程,将造就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市场,远远超过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以及战后的欧美和日本。这也将是建筑师们千载难逢的舞台。

上个星期,我终于结束了全部学业,在经过艰难抉择之后选择了立刻回国,有幸也站在了这个机缘面前。我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怀念过去的人,也是一个很难对现状满意的人,我更喜欢面对未来。经过十二年的中小学和八年的留美生涯,现在我终于走进了现实世界。我对学生时代并不眷念,象牙塔里的项目与设计早已让我感到厌倦和麻木,相比于虚拟的课题和操作,只有现实的困难和挑战才能真正让我热血沸腾。如果人生是一场长跑,那么我终于结束了训练期,站在了起跑线上。如果人生是一次攀登,那么我现在才刚刚来到了山脚下摩拳擦掌。

今天,张永和、马清运、刘家琨等前辈建筑师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一些成就,在世界上也获得了一些认可,然而他们还没有创造出新的建筑语言和建筑规则。他们的设计是西为中用的探索与尝试,为中国的建筑设计引入了正常的思路和标准,却还远不能像密斯和柯布西耶那样为一个新时代指引方向。这一代建筑师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锋和前哨,而那个新时代的主力则正待我辈。在我们的手中,千千万万的城市与乡村,将成为幸福和骄傲的乐土。在我们的晚年,质问了千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必将成为无可争议的现实。

风云满天地,大江照古今。美利坚已经被抛在身后。面前,是我的土地、我的国家、我的舞台。

千里之行,始于今朝足下。

 

2011年5月30日于镇江西津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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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迫切与尴尬

        出国七年来,每次回国都看到我们国家的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却又眼睁睁看着许多顽固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民怨日益高涨。最近发生在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已经从突尼斯迅速波及到了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伊朗、巴林等国家,并且纷纷开花结果。中国政府在这个环境下当然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诸如腐败和物价等成为阿拉伯国家导火索的问题,中国也同样存在。温家宝去年在与网民交流时就说:“从我几十年的政治生涯我懂得,两个问题可以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以致政权的巩固,一个是贪污腐败问题,一个是物价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至今,除了实现村一级的直选,对内改革方面基本都是在经济体制的范围内进行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已经趋于饱和,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必须进入政治改革的范畴。所以现在诸如物价、腐败、贫富差距等很多主要问题都已经很难只靠经济手段解决了,而是要求包括税制、预算体制、政府系统等很多方面的改革。

        正是由于改革迟迟不能触及政治领域,相比于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的社会和民生进步明显放缓,在有些方面甚至停滞和倒退,这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得民心的事情。改革是一件一旦开始就应该进行到底的事业,否则永远难以使人民满意。试想从某一天开始我每天多给你一块钱,今天一块,明天两块,后天三块,你会觉得我还不错,但是如果忽然有一天我没有增加给你的钱,或者只比前一天多了五毛钱,你势必要对我产生不满。同理,如果大众不能持续地享受到改革带来的进步,那么也必然会开始不满。那么这件事何时才是个尽头呢?试想我每天多给你一块钱这件事持续了一星期然后就不增加了,你必然难以接受,可是如果这件事持续了三年,那么我今天给你1001块钱,明天1002块,后天就变成了1002.5块,大后天还是那么多,你几乎就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同理,改革必须持续进行到人民已经基本满意为止,否则步调的停顿势必要激发不满。

        尽管最近局势紧张,我们不必期待发生在阿拉伯国家的活动以同样的模式在中国成功上演,根本上原因有三:

1.中国的公民素质尚且不高,而且实质上压力还没有那么大。很多人的怨言实际上只是来自于上一段的那种“停滞心理”,实际生活水平并没差到会使他主动反抗的地步。

2.党指挥枪依然坚挺,不会出现那些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军队操纵局面的情况。而且军人的主体是农民,在发生情况时他们恐怕还是会以服从命令为主。

3.反对的目标不明。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反对的是独裁统治,然而我们国家并没有独裁者也没有独裁统治,大众是要求改革的,以胡温为首的高层也是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的,问题出在掌握着既得利益的广大官僚身上。这个庞大的体系不能像独裁者那样一夜把它赶走,而高层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自我改造。因此把矛头指向最高领导人也是无济于事。

        跟那些阿拉伯国家不同,执政党为了防止相似的情况的发生,已经在很多我们看得见的地方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不会允许同样的情节上演。但是在这样的敏感时期,政府还是面临着改革与维稳的矛盾、尴尬与危险。

        托克维尔说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候是它开始变好的时候。卡尔维诺的一篇小说里有类似的情节(虽然那篇小说的主题并不是这个):在一个镇子里官员禁止了人民除了尖脚猫游戏以外的一切事情,人民顺从了,但是当政府允许了人民做除了尖脚猫游戏以外的一切事情的时候,人民却开始反抗。所以改革者稍有不慎就会使人民抓住这个松动的机会而被推翻,包括苏联解体在内的很多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规律。

        所以在当前的局面下,改得快了也不行,前苏联殷鉴不远;改得慢了大众更会失去耐心,如清政府一再浪费机会,等到慈禧拿出了敷衍门面的君主立宪制《钦定宪法大纲》已然太晚,于是政府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顾虑一方面来自于大众——我们可以想见如果现在允许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会出现什么乱局,一方面也来自于自身的官僚体系——我们都看到民怨高涨,实际上公务员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一个明显的尴尬例子是一个近日的报道:“公务员要试探性加入社保。”这个“试探性”充分体现了改革的艰难与风险:从道义上讲,这个事情其实应该立即实行,不改则大众的容忍总有一日要超过极限,然而实际上改则损害既得利益者的短期利益,导致改革者自己都站不稳脚跟。言论自由则尤是: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已然太久,如果立即放开,势必要被爆发的浪潮吞没,所以虽然将来总是要改,但是今天已经不得不继续限制下去。于是政府就好像下着一盘布局已经很糟糕的棋,要重新部署的话就会露出破绽一败涂地,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个坏局继续走下去,伺机调整结构。对于政府来说,改革在当前也因此成了一件迫切而又尴尬、微妙而又危险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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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原创]我们的富有与贫穷:中国各省区与世界其他国家GDP对比

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国内生产总值(国际汇率)分别对应的国家:

(当一省内出现两组国名时表示两种对应方法,例如山东=瑞士=阿根廷+埃及)

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际汇率)分别对应的国家:

(依据世界银行2009年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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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故事,兼说《山楂树之恋》

        看完《山楂树之恋》电影的时候我曾说它不给力,小说版我看了一点发现更不给力,就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了。于是当时说自己也要写写爱情故事,前一篇文章里提到三篇新小说的打算,其中两篇就是爱情故事。

       我之所以觉得《山楂树之恋》小说不给力,首先是觉得它把原本动人的故事讲得平淡寡味。从最浅显的层面说,也没有传达出那个独特时代的气息。任何一部小说都是一个世界,短篇小说是世界的一个截面,长篇小说则应该创造一个完整独立的世界。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只要一翻开就让人感到一个中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扑面而来,马尔克斯的小说中里字里行间都散发出不可抵挡的热带拉美气息,鲁迅的小说常常寥寥几句话就把人带进了萧索的南方小镇。《山楂树之恋》发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原本也应该让读者感到那个时代扑面而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隔靴搔痒。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是作者貌似根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我不知道艾米年纪多大,但是就算没有经历过,也没有让人感觉到她做了足够的功课来还原那个世界。

       其次是故事情节不给力。故事的最后男主人公得白血病死掉,这与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和经历、与时代和环境没有丝毫关系,是个纯属偶然的结局。如果我们对这个结局进行数学中的“拓扑变换”,这个结局的偶然性跟男主人公被车撞死被陨石砸死没有丝毫不同。这样的偶然性只能让人感到愕然,最后觉得“可惜了了”就完事,除此以外别无更多感受,这个故事也完全失去了作为一则奇闻轶事之外的其他力量。必然有人会辩解这原本就是真实的故事,而且男主人公的怪病还跟他的职业(勘矿)有关。这种把原材料不加处理直接搬进小说的做法只能进一步证明作者不会写小说。我可以举自己去年写的《小雨》为例(并不是说我就会写小说,只是用来说明这实在是一个应该避免的低级错误):这篇小说明显是有原型的,在真实的情节中小雨的母亲有了婚外恋,于是父亲杀了人,结果只剩下母亲带她回了河北老家——如果我把这个真实的情节带进那样一篇小说,一定会因为它的怪异和无关联性遭到读者的耻笑和非议,而且更遭的结果是使这个故事反而显得不可信(尽管那才是真实的)而且没有意义——因为这实在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小概率事件。同理,《山楂树之恋》男主人公那样特殊的职业和遭遇也纯属偶然,艾米把真实的情节不加处理写进小说,就减弱了可信性,打破了性格和命运的逻辑性,也就失去了原本可以更加耐人寻味的力量。小说的真实性和生活的真实性是不同的,把后者直接写出来不一定就能得到前者。小说的情节应该具有命运的必然性——除非你的小说写的就是命运的偶然,比如彭浩翔的《破事儿》——否则以一个小概率偶然事件收场的故事能有什么意思?长篇作品更需要从命运的高度来把握人,包法利夫人的死经历了那么多的积累和铺垫以至于我会觉得她的命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也是家族恩仇的牺牲品——如果罗密欧是因为得了白血病而死,我不相信这个狗血剧还能在世界上演出第二场。

       最让我受不了了的莫过于标榜这是“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小说”——那么屠格涅夫和川端康成都到哪去了?一方面“干净”与小说的品质无关,另一方面把“没做爱”等价于“干净”——也就是把“做爱了”等同于“不干净”,这本身就是非常不干净而且非常无聊的想法。在此不值多言。

       说了别人那么多,实际上我也没有信心说自己的爱情小说就能写好。有朋友说我过去小说中的爱情都是隐隐约约的,实际上《杀戮秘档》就是一篇爱情小说,可是它披着一层厚厚的悬疑小说的皮;我真正的第一篇小说是高中的时候写在随笔本上的,倒是不折不扣的爱情小说,可是它实在太烂,我永远也不会把它拿给人看。不过接下来这两篇都将是结结实实货真价实的爱情小说,它们都源自真人真事,没有任何技巧或实验的伪装。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连载,不过我可以肯定它们都跟你的预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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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九故事

        我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偶尔写点小说,从02年第一篇算起到现在一共才写了十二篇,其中五篇还是去年暑假写的,算是低产至极了。这也不能归咎于速度——实际上我写得很快,除了《杀戮秘档》写了四个晚上,其它都是半天一天就写好了——但是常常是有东西可写却没有时间或心情着手。这些故事虽然数量不多,内容却包容甚广,从童真到老朽,从吃人到北漂,从爱情到仇恨,从悲凉到调侃,从悬疑到科幻,从温情到恐怖,从抗日战争到出国留学,从西部的荒原到民国时期的南方小城,从太阳的日冕层到时间地点不详的无限的列车……风格的变化和探索跨度甚至更大。

        现在心里已经有三部新小说的计划了。这里说说过去九篇故事的经历或得失,算是承前启后的一个小结,也欢迎朋友的讨论。(点击标题可以查看)

        《还乡》

        在四中晚自习的时候写的一个关于现代人的精神家园的故事。

        《饥饿》

        高三的时候有一天爷爷的一位朋友来做客,讲起了一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事。我在隔壁听得深为震动,于是以那个故事为框架写了这篇《饥饿》。精神的溃败相比于肉体的饥饿是更大的灾难。

        《小雨》

        我抱着重建童年北京的愿望写下这篇小说,并且愿意把它看作自己告别稚嫩的转折点——当然并不是说现在就写得纯熟了——这篇小说首次让技巧和试验隐退,把更大的空间交给情怀与思绪,用更充实、自然的感性克服了过去理性和思想先行的毛病,达到了预先控制与即兴发挥的平衡。

        《杀戮秘档》

        好几个朋友看过开头之后以为这是个真实的新闻,着实让我暗爽了一把。这篇小说有着一个新颖而复杂的结构:叙述由新闻和日记共同穿插组成,前一种貌似绝对客观和后一种貌似绝对主观的文体并置,而且还常常相互矛盾——日记中展现的内容往往马上被后来的新闻所否定;情节由一明一暗两条线索组成,明线是主人公郑永冰的故事,暗线是房东老太太的故事;时间的进展则更为复杂:明线是由警方的调查(向前追溯)和主人公日记的记述(向后发展)构成,暗线则在向后发展的过程中向前追溯房东老太太遥远的过去——无论向前还是向后,它们都朝向郑永冰死亡的那个时刻共同推进,所以我把这种结构称之为“多线收敛式”。然而在揭示收敛点也就是郑永冰之死的时候,新闻所公布的结果却很难与日记的陈述(收敛点在这一部分中缺失了)互相印证——这是一篇挑战读者阅读习惯的小说,读者必须对叙述的内容保持积极的怀疑和高度的警觉,而不是消极盲从——即便是对于貌似客观可靠的新闻内容也要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如果把它看作一篇侦探小说的话,那么侦探就是读者自己,读者要靠自己发现故事的真相和原委。

       这篇小说披着侦探小说、悬疑小说、乃至恐怖小说的外衣,实际上是一篇爱情小说。我不会只写一篇纯粹的侦探或悬疑小说感兴趣,以上的种种都交织在情感的流动中,指向故事最核心的一明一暗两段爱情——它们共同的主题是孤独与尊严。

       《艳遇》

       这篇小说引起不少反响,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不少经验和教训。我曾经打算写一个反映猥琐男(这里特指在美国留学的某一类理工科男生)的话剧,但是后来感到我实际上并不了解他们,真正写起来也会力不从心。后来忽然有了这个小故事的灵感,写完以后我也觉得它基本上表达了我想表达的关于猥琐男的全部,那个话剧也没有必要再写了。

       《一个小说家的意外之死》

      这篇我觉得是自己到目前为止最精彩(不一定是最好)的小说实际上是另一篇小说的副产品:我在写《杀戮秘档》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一个迷宫似的空间中那些人物都开始不听我的话自己活动起来,到处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我一下子慌了,试图重新控制他们,可是却被绑在了椅子上。醒来以后我觉得这个框架非常有趣,于是有了这篇故事,当然情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小说的故事或叙述有三个层次:小说本身,小说中小说家所写的小说,小说中小说家为自己写的小说中的人物们讲的两个小故事(实际上分别是我以前写的《饥饿》和《杀戮秘档》的梗概)。这个结构有点类似于略萨所说的“中国套盒”,大盒子(小说本身)套着中盒子(小说家写的小说),而中盒子又套了两个小盒子(小说家将的两个故事)。但是新颖之处在于,小说家所在的层次(这篇小说本身)和小说家自己创造的层次(小说家写的小说)从某个难以察觉的时刻开始重合了,小说家被嵌入了自己所创造的层次,于是不得不面对创造者与被创造者关系间的困局。

       《世界》

       表面上是科幻小说,实际上仍然指向现世,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推理、武侠、科幻我都不排斥,但是好的小说都应该指向我们的世界和人生。

       《终点》

       高中毕业后的第一篇小说,思想先行的痕迹重了些,妨碍了故事和文体的丰满。

       《家·国》

       这并不是一篇小说,而是很可能会作为未来小说的蓝本。这篇豪华落尽的文章全部是纪实,没有任何雕饰和技巧,却让我自己也看到故事和命运本身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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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画

忧郁 (油画,2003.11)

鳟鱼 (油画,2010.7.4)

苹果和梨(油画,2010.7.5)

CourbetStillLifewithPearsandApples2010751.jpg picture by xuxiaomeng

莫尔诺的风景 (油画,2009.1)

绘画 (水粉,2003.1.15)

忧郁 (水粉,2003.5.16)

记忆 (水粉,2003.7.10)

孤独 (水粉,2003.6.9)

漂浮(油画,2009.1)

太湖日出 (水粉,2002年正月初一)

行走 (水墨,2002)

作品第13号(水彩,2003.5.16)

趴趴熊 (油画,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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